非洲大陆上令人恐惧的动荡圈

这个不规则的动荡圈,可以顺时针从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马里、利比亚、埃及,转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卢旺达、刚果(金)……圈内圈外的非洲国家,也受池鱼之殃。

作者:陶短房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加拿大环球华报顾问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3-26 收藏
  戊戌年刚至,非洲大陆多国陷入族际冲突与恐怖主义的泥淖。
  人口过亿的“非洲屋脊”之国埃塞俄比亚,自2月16日起实施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以应对实权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辞职后的国内紧张局势。这也是继津巴布韦和南非总统提前下台之后,又一非洲国家的重要政局变动。
  “非洲第二领土大国”刚果(金),“挺、反”政府集会持续,伊图里省3月1日的部族冲突致死40多人,年底的总统大选不知会否再推迟。与刚果(金)长期不和的小国卢旺达,接受了十多万刚果(金)难民,却与刚果(金)军队交火不断。
  非洲国家的内政、经济失调,给恐怖主义活动以可乘之机。“奥巴马的祖籍国”肯尼亚,2月15日挫败了“青年党”对内罗毕的重大恐袭图谋,但该国去年两场大选纷争留下的伤疤还没好。“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连日来遭“博科圣地”袭击,身为原油大国却全国燃料短缺。
  而那些已被“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深度渗透的北非国家和萨赫勒国家,则与前述国家一起构成了非洲大陆上令人恐惧的动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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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到东的恐怖
  这个不规则的动荡圈,可以顺时针从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转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卢旺达、刚果(金)……圈内圈外的非洲大陆国家,也受池鱼之殃。
  相比族际冲突的本土色彩,恐怖主义的再度沉渣泛起,则具有更多的国际传染性,因此更值得探讨。
  对于在尼日利亚北部打游击的“博科圣地”,世人已不陌生。该原教旨恐怖组织2009年发动大规模叛乱,2014年绑架276名女生,都是当时的大新闻。此后尼日利亚与周边的乍得、喀麦隆、尼日尔等国联合围剿,扬言“一劳永逸”,却不得要领。截至2018年1月,乍得湖流域有230万人因“博科圣地”之乱而流离失所。
  “博科圣地”最近再度猖獗:继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一座难民营遭袭近50人死伤后,2月16日,3名“人弹”袭击该州康图加一座鱼市,导致约90人死伤;10天后,该国总统布哈里打破一周的沉默,承认“博科圣地”在乔贝州达普奇学校绑架了110名女生。
  3月1日,“博科圣地”悍然袭击了一座有联合国援助人员驻扎的军营,打死至少11人,绑架1名护士;3月5日,迈杜古里市郊发生人弹袭击,至少21人死伤……这和尼政府、军方关于“该组织行将灭亡”的声明相去甚远。
  在西非内陆国布基纳法索,“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和“西非圣战组织”3年来发动了多达80起恐袭,导致133人死亡。其中,对首都瓦加杜古市中心“卡布奇诺”涉外餐厅的袭击造成30人死亡,包括6名加拿大人和5名欧洲人。
  今年3月2日,恐怖分子公然袭击了法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馆,导致8名军警死亡,80多人受伤,8名袭击者在交火中被打死。
  在另一个西非内陆国马里,2012年AQIM和另一个外来恐怖组织“伊斯兰后卫”等,与当地分离主义组织“解放阿扎瓦德民族阵线”联手掀起内战,一度占领马里9个大区中的三个半,建立所谓“阿扎瓦德独立国”。
  尽管这个“独立国”不久发生内讧,在法国代号“薮猫”的军事干预下解体,但当地恐怖活动势头不减。2015年巴黎“11·13”恐袭发生后仅7天,AQIM即发动震惊世界的巴马科“11·20”丽笙酒店人质案,导致包括各国贵宾(有3名中铁建高管)在内22人死亡、7人受伤。
  2016年5月,AQIM又针对联合国驻马里中部加奥的蓝盔兵营地,接连发动自杀性车弹袭击,造成四死数十伤(其中中国维和士兵一死四伤)。近日,驻马里的法国军事基地又多次遭到袭扰。
  在“东非之角”索马里,本土极端组织“青年党”尽管已被国际干预势力赶出首都摩加迪沙,但依然凶猛:2016年10月14日,他们在摩加迪沙发动了迄今索马里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车弹袭击,导致358人死亡。
  今年2月23日,他们用汽车炸弹袭击了摩加迪沙的总统府和一间新开张的酒店,导致至少38人死亡;3月2日,摩加迪沙西北一座军事基地又遭车弹袭击,另有7名士兵中埋伏死亡或失踪,摩加迪沙以北30公里处的重镇巴拉德一度被“青年党”占领。
  在北非,利比亚、埃及等国的反恐形势依然紧张,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也隐患丛生。
  “萨赫勒之链”、“瓦哈比之网”和“基地系”
  上述恐怖袭击,多数发生在“萨赫勒之链”上。萨赫勒(Sahil)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边缘”,大抵包含了撒哈拉沙漠南部地区,以及撒哈拉南缘的草原和半沙漠地带,覆盖西至毛里塔尼亚、东至厄立特里亚的众多非洲国家。
  在当代地缘政治概念中,“萨赫勒走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有时还会涵盖肯尼亚、南苏丹,以及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富拉尼人居住区。这一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走廊”上的部落、民族繁多,但大多兼具阿拉伯人摩尔人和非洲班图人的血脉;他们以游牧和干旱农业为主业,宗教信仰也融会贯通(伊斯兰教逊尼派占据突出地位)。
  冷战结束后,原教旨势力就利用持续千载的“萨赫勒走廊效应”,对“萨赫勒之链”上的国家进行渗透,逐步发展出一条横贯撒哈拉沙漠的“恐怖走廊”。而它背后的支撑是“瓦哈比之网”。
  瓦哈比教派18世纪创立于阿拉伯半岛,强调信徒和信徒社区的宗教归属,对独立很晚、现代国家意识淡薄的萨赫勒地区民众,很有吸引力。在贫困的萨赫勒地区,“瓦哈比之网”依托沙特等“海合会”的财力和跨国的人力配置,轻松维持清真寺﹣寄宿学校体系的运转,和以此为核心的“瓦哈比社区福利”正常运作。
  瓦哈比派是原教旨派系,但并非恐怖主义派系;“瓦哈比之网”设立的初衷,也是更方便高效地传播瓦哈比教义。然而,这样的网络一旦被有瓦哈比背景、资历和一定资源的恐怖团伙利用,就会形成“恐怖之环”。
  在中东,“瓦哈比之网”因沙特和卡塔尔两大金主的内斗而陷入“肠梗阻”,客观上令猖獗一时的“伊斯兰国”陷入后勤危机;但在贫困的萨赫勒地区乃至更广阔的非洲腹地,“瓦哈比之网”的运作和维持成本低,连同附着其上的“基地系”恐怖组织,并未遭受大的损失。
  早在1992年,本·拉丹第一次被沙特政府驱逐,就选择在萨赫勒国家苏丹避难并设立恐怖训练营,还和埃及人扎瓦赫里(继任“基地”领袖)、利比亚人阿布·叶海亚·利比(前“基地”二号人物)着手在萨赫勒地区经营整合。
  1998年8月7日,“基地”利用雏形已成的“萨赫勒恐怖走廊”调动人力、物力,同时在相距甚远的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对两地的美国使馆发动车弹袭击,导致224人死亡,约4000人受伤。这是“9·11”之前规模和破坏最大的一次恐袭,也是“基地”的“成名作”。
  “9·11”之后,本·拉丹借“知名度”先后将北非的“萨拉菲呼声与战斗宣教团”收编为AQIM,让“伊斯兰后卫”、“西非圣战组织”成为“基地”附庸。2012年初,索马里青年党领袖艾哈迈德·戈达尼宣布加盟“基地”,不久后“博科圣地”也宣布加盟。
  这些“本土化基地系”和“基地”亲疏不等:北非几个分支关系密切,其它则常常“听调不听宣”;索马里青年党个别派系主张效忠“伊斯兰国”,“博科圣地”则在“基地”和“伊斯兰国”之间反复摇摆,但“基地”对其影响更大。
  可以说,在非洲“恐怖版图”上,“基地”是最浓重的一笔黑色。而“伊斯兰国”主要影响的是利比亚和突尼斯等国,且前期侧重于招募“圣战者”去伊拉克和叙利亚参战。它的受挫非但不会令非洲恐怖形势缓解,反倒由于“基地系”就此少了掣肘,以及大批在中东战败失意的非洲“散兵游勇”回国,可能在短期内恶化当地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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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恐援助:雷声大,雨点小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非洲的投入和军事存在就很有限。特朗普上台后宣称在非洲“扩大反恐军事行动范围”,但在高危的索马里,仍然局限于“高来高去”的空袭尤其是无人机袭击;在西非为打击“博科圣地”,美军和法国及当地国家合作,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军事援助。
  这种合作主要是为当地士兵提供特种作战训练,并利用装备和体系优势为反恐军事任务提供情报支持。其中有代表性的,是2015年10月美国﹣尼日尔军事合作协议:美国可利用尼境内的军事设施“为反恐提供支援”。随后,美国向乍得湖流域反“博科圣地”战场,投入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和阿贾德兹空军基地的无人机部队。
  美军曾自信地认为,这种“间接干预”既可在西非确保军事存在,又能实现“零伤亡”。但去年10月5日,由于“绿色贝雷帽”和法国空军配合不默契,丧失空中掩护的美﹣尼联军在尼日尔边境遭伏击,造成美军特种兵三死两伤。此事震惊美国政坛,许多国会议员和院外活动家质问“我们的军人去那做什么”。此后,美军在非洲行动难免束手束脚。
  法国号称“非洲宪兵”,有维护法语非洲安全的传统,马里的转危为安,法国功不可没。但法兰西毕竟国力、军力有限,能勉强维持现有投入已算不错,遑论增加。
  今年2月中旬先后召开的慕尼黑安全问题国际会议和布鲁塞尔“萨赫勒G5”反恐圆桌会议上,欧洲国家均表示“全力支持萨赫勒国家反恐”。其中,法国和德国先后宣布了5年12亿欧元和17亿欧元的反恐特别援助,更承诺在欧盟范围内“强制快速动员”4.14亿欧元援款。但正如萨赫勒G5联盟轮值主席、尼日尔总统尤素福和非盟秘书长马哈马特所指出的,这些金钱援助非但杯水车薪,而且常常不到位—尤素福表示,第一年应援助4.8亿欧元,此后每年需要7500万,但“截至目前只有2017年7月一次收到过5000万欧元而已”。
  3月5日到8日,第35届阿拉伯国家理事会内政部长会议在阿尔及利亚举行,讨论的重点同样是反恐,但能达成多少实质性成果同样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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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救自己”
  前联合国和平大使、科特迪瓦著名艺术家阿尔法·布隆迪日前表示,鉴于欧美列强“各怀鬼胎”,非洲反恐只能是“自己救自己”,即组建非盟或次区域组织的反恐联军。
但这同样谈何容易。非洲大多数国家兵力、财力有限,应付“处突”和“维和”这类任务已捉襟见肘(非盟在苏丹、索马里的维和军队,都出现过断炊等事故),对于需要长时间运作、大手笔持续投入的跨国反恐行动,实在力有未逮。
  不仅如此,许多非洲政要、将领讳疾忌医、文过饰非。如在西非四国反“博科圣地”行动中,当局一再掩饰又有女生被绑架的事实。“2·16”康图加鱼市袭击发生前几小时,尼日利亚反恐行动总指挥罗杰斯·尼古拉斯将军,还宣布“博科圣地”业已“彻底失败”。而“博科圣地”的首脑阿布巴卡尔·谢高,则一次又一次被“击毙”、“生擒”,又屡次被再度通缉 (最新一次被“生擒”是今年2月,然后他照例又“活”了)……
  反恐当局这样的效率和信誉,自然影响了国际社会援助其反恐的积极性。
许多分析家指出,贫困和青年人前途渺茫,是恐怖主义在非洲阴魂不散的根源。对此,“萨赫勒G5”要求欧盟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发展援助。欧盟也承诺在2014-2020年为萨赫勒地区发展提供80亿欧元援助预算。法国开发署今年2月27日宣布的“迪法青年”项目,预算为65亿西非法郎,则更有针对性。
  然而正如许多“老非洲”所指出的,这些钱相较于通过“瓦哈比之网”渗入的资金,不啻九牛一毛。加上援助国的“空头支票”和萨赫勒地区各国当局、各级政要的“雁过拔毛”,原本就不算充足的“扶贫反恐资金”究竟能否“雨过地皮湿”,实在不好说。
欧洲有句谚语“自助者天助”,颇切合非洲当前的反恐局面。道理虽如此,现实却严峻,非洲大陆上的不稳定因素彼此激荡、积重难返,不论自助、天助,都非旬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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