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翟永明:与“白夜”相守

从80年代走来的人们,形容她是那个时代的可人儿,如四时繁花靓丽了整个文坛。于她自己,打理白夜酒吧的这20年里,她始终在坚硬的现实里捕捉诗意。

作者:本刊记者 陈莉莉 图 ∣ 魏震 发自成都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4-09 收藏
  那天她感冒、也觉得累,但还是在傍晚时分赶到了酒吧。初春时分的成都稍有凉意,她坐在酒吧院子的椅子里,看上去有些疲惫。
  周围是忙忙碌碌、人来人往。
  这是让她感觉“美好又厌倦”的酒吧主人的生活。
  那晚酒吧举办纪念王洛宾的音乐活动,主持人说到了她的名字,人群里响起了掌声,还有零星的口哨声。
  她朗读了自己的一首诗《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既然是纪念王洛宾,得找一首与音乐有关的诗”,她这样想。
  “我要修理我的灵魂
  让它更骨感
  我要抓住我的呼吸跑动
  离开和回来”
  她嗓音低沉,词语于夜色中的音乐声里跳跃着,就是一种诗意。
  她穿行于人群中,试图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和需求。有人说看着这个美丽的女人守在这里,就觉得踏实。
  酒吧叫“白夜”,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翟永明1998年创办了它,起初是希望辞了职的自己依靠它能有尊严地去写作。20年的岁月更迭,白夜已成为成都的文艺地标。曾经的美丽“小翟”变成了通透的“翟姐”。它们共同构成更多元的成都。
  她与白夜相互依傍的故事似乎告诉人们,写作者的另一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城市蜕变的进程中,如何于坚硬的现实里捕捉诗意,如何让庸常的人生拥有浪漫和美好。
  1986年,《女人》组诗的发表奠定了翟永明在当代诗坛的地位,随后《静安庄》的亮相让人惊叹翟永明诗品的“纯正”,近作《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也让人看到了她思想的沉淀和气魄。
  从迷人的80年代走来,人们形容翟永明是那个时代的可人儿,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又如四时繁花,靓丽了整个文坛,成为众多诗人回忆录中最旖旎的一笔。她在中国诗坛被认为是一个神话和传奇。她的诗歌、容貌、情感,是神话和传奇的组成部分,被人们欣赏和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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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她独自从沼泽地里站起来,走出去
  那时候就是阅读。童年时期读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进入以后,就恶补,这是翟永明那一代人成长的背景。她形容她的文学营养“很综合”。
  大概16岁左右吧,也就是1971年左右,翟永明得到了一本残缺的《简·爱》。那是她第一次从一本书中读到一个女人的性别意识,第一次读到一个女人如何在爱情里追求平等。
  “在我们那个年代,革命是唯一的主题,男人和女人的结合要讲究门当户对,这个门户指的是阶段、立场、成分。”虽然当时也有江姐、吴清华这样的女性形象,但她们是样板戏中的形象,高大,不食人间烟火,是革命的榜样,反而让翟永明感觉特别遥远。
  虽然简·爱更遥远,因为那时候翟永明连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在哪里都不知道,但一个女性如何与不幸的命运抗争,如何对一个身份悬殊的男人产生爱情,如何在感情以及命运中坚韧不拔,还是一下子把她给击中了。她突然意识到,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男性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也不同。她在想,一个“贫穷、低微、不美、矮小”的女人,为什么把尊严与独立看得那么重?但也是简·爱的坚韧不拔,在沼泽地里的绝望挣扎,支撑着翟永明度过了下乡两年中最苦恼难忘的时光。
  文革结束后,大概是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出版新的世界名著译本,当年翟永明看的那些缺头、缺尾、断成两截的书全都重印了。她看到了更多的文学风景。
  翟永明又多次读了《简·爱》。后来的再读,比之前超然,会从写作的技巧上,从文学史的重要性去评价它。“用今天的眼光看,结尾是个败笔。简·爱获得了遗产,看起来是门当户对了。之前两个人苦苦追求的精神上的平等似乎还得落到经济上的平等。”翟永明也知道,作者连自己的笔名都只能用男性的名字,才能出书,免不了有它的局限。但是她依然认为,那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小说,一本文学经典。
  在她看来,事实上,直到今天,很多中国女性都没能真正超越那个时代的社会标准,比如女性幸福的标准,还停留在女人就得把自己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这个成功在翟永明小时候指的是成分有多好,现在指的是有多少钱,有多大权力,其实都一样。精神上的平等,心灵的自由,依然被忽略不计。“如果让我写《简·爱》的结局,我会写她独自从沼泽地里站起来,独自走向未来,而未来如何,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她的组诗《女人》,也是在这个意识之上创作出来的。标举“黑夜的意识”,就女性诗歌的发展而言,被认为具有开拓性意义,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建立起女性诗歌的话语体系。
  时间进入了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走入了极端化的误区,翟永明提出了新的写作形式,“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
  诗人欧阳江河说,她有着惊人的创作力,创作从内省式的自我经验表述转向公众视界,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弱者身上,写出了《老家》《雏妓》等,“从女性意识出发,又超越了女性意识”。
  她认为每个时代都需要诗歌,“只是跟任何时候一样,诗终归还是少数人的事情”。她还是手写的习惯,写好以后找人录入;也尽量让自己与热点事件保持距离。对于诗人食指与余秀华之间的互怼,她认为“因为没有诗意,才会形成热点”。“分析它,必须去看两个人不同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离开人,才有可能看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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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被污染的词语
  回想成名的80年代,那是她那一代人的文学童年,她住的单间经常很多人来聚会,文学交流很多,“又开放又保守”。
  她生得美,欧阳江河说当时诗坛认为“她是东方最美女诗人”。川籍作家洁尘说她就像是一朵艳丽的具有西班牙风情的花。摄像师肖全、画家何多苓让她的美定格在了他们的作品里。
  单位是成都一个严谨的研究所,朋友却是诗歌圈摄影圈爱穿奇装异服的人。1986年是她的转折点,社会上征集诗歌爱好者开展改稿会,翟永明去太原参加活动,正式走上诗歌人生。
  那时的成都,在诗歌方面具有极强的先锋性、探索性,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另一个诗歌重镇。“这座城市很奇怪,不排外,虽然对本地的文化资源挖掘不够,但对新的东西关注、好奇。”
  1990年到1992年,翟永明去了纽约。她形容那段时间如做梦一般,纽约成为她走进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关口,也像一个杠杆,把她的生命撬动到另一段新的旅程,让她更客观地看待传统与现代,看待作为诗人的自己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在纽约,翟永明没写诗,“好像被关上了水龙头”,但是回到中国,接连创作了很多首诗,诗风也发生了转变,她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在母语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写作。这些年来,翟永明说她一直在反思,中国的现实在改变,中国的诗歌也应有所改变。“我个人不喜欢重复,一旦重复了,我认为没必要再写了。”
  社会对诗人有一个偏见,觉得诗人不接触现实,翟永明总要去纠正这样的想象。她强调说,诗人一样要食人间烟火,而且诗人可能要为人间烟火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因为诗歌不可能成为你生活的物质来源,所以你必须拿出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你的生活问题。无论你有一个酒吧还是咖啡馆,麻烦事特别多,而且都不浪漫。但是你必须去做,你才可以写诗。”
  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但像诗歌最终也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诗人可能比一般人要敏锐一点,更愿意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有很多词语应该是被资本或者其他东西污染了,诗人要把那些被污染的词重新清洗,让它产生比较新的意义。这是诗人应该做的事情。”
  不仅仅是通过出版传播,不同的作品也在进行新的尝试,比如《迷途的女人》被谱成曲,成为一首歌。她也会去参加《为你读诗》的活动,她读她写的《在古代》。在新媒体的作用下,更多年轻人念念不忘她的诗句:
  “在古代 我们并不这样
  我们只是并肩策马 走过十里地
  当耳環叮当作响 你微微一笑
  低头间 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
  新生代成为粉丝,她们感叹“原来是位女诗人”。她还是逃不掉“女诗人”的说法。
  自1998年以来,从玉林西路到窄巷子32号,白夜酒吧20岁。对翟永明来说,经营其实很费力,“好几次都想放弃了”。经营最困难的时候,她去写专栏,写了一年,发现深深的不自由感,“还是好好把白夜经营下去吧”。这20年,白夜仿佛一个窗口,她透过它进行与日常生活的对视。“我是金牛座,会理财。”
  区别于那些将她定格的作品,现在的她留着短发,她对摄影师说:“等我头发长长了,再请你来拍。”
  她正尝试给人生做减法,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坚持每天都去酒吧,从家到酒吧13公里左右的路程,对她来说“有时太远了”。
  2018年3月的生活还是被她安排得满满当当,“写作、看书、看病,还要去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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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翟永明:女性解放的路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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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80年代中期,《女人》《静安庄》奠定了你在当代诗人中的地位,那个时间,大家以及社会对于诗的需求度,对诗意的向往与追寻,跟当下有什么不一样?
  翟永明: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和需求有变化。在80年代,大家的精神生活比较匮乏,精神寄托也比较少。再加上80年代也是刚刚文革结束,整个社会有一股反思的状态,所以就成为诗歌集中爆发的时段。现在呢,跟社会互动的办法有很多,可以去拍电影、写微博、写公号,对精神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兴趣都细分化了。
  以前被关注与现在被关注不一样。以前被关注主要是关注作品,你是男是女,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人生经验,都不重要。今天其实是粉丝文化,所谓粉丝文化就是说粉丝不是太关注你真正做的事情,也不会关注你的作品,他只是关注你这个人。
  这些年,通过白夜可以看得到社会的变迁以及审美的变化。很明显的就是,关注诗歌的人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早都是一些圈内人来参加活动,有聚会性质。大概从2005年开始,每次活动会来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都是完全不认识的圈外人。你能感觉到,他们就是为了感受诗歌的气氛才来的,他们的参与感也特别强。
  南风窗:20年前,酒吧文化不仅仅是在成都,在国内都应该属于比较先锋,曾经说白夜的经营给写作带来了视野上的不一样,想知道其中更多的缘起。
  翟永明:9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转型期。80年代的诗人可以混生活,尤其在成都,因为这是一个闲散的城市。没有工作无所谓,你可以蹭饭。但是到了90年代就不一样了,眼瞅着商业社会就来了。我90年代初去了美国,对商业社会还是很了解,我知道混吃混喝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必须给自己找到一个经济的背景,让你不那么没有尊严。虽然是在写作,但是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我也是不愿意的。
  白夜是书吧、咖啡厅、酒吧的混合文化体,可以做活动。我在研究所的那几年做的都是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对我的心理创伤比较大,所以我就需要自由,可以自己控制。相比以前那样的体制内工作,我宁可选择商业,除了商业规律,就没有别的东西束缚你。
  南风窗:女性意识实际上一直跟随着你的作品,请谈谈对于女性地位或者说女权的看法。
  翟永明:在中国谈女权,好像是比较容易挨骂的事情,因为在中国女权已经被污名化了。如果在国外可能要好很多,因为西方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给女性争取到了权益,而且男性进入了这个运动,所以他们能够理解。
  在中国,我认为没有真正的女性解放运动。我们只有一个跟革命有关的说法,随着革命的渐渐弱化,在今天社会中,最早的一些来自于封建社会比较强大的传统里对女性的一些歧视,又开始冒出来了。冒出来以后,大家就不觉得,为什么不觉得呢?实际就是你没有一个自发的女性解放运动,你对那些没有警惕,你还是去认同它,最后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这两年出现的女徳班就是一个例证。我觉得这事很可笑,这种东西出来就充分地说明我们其实真的从来没有解放过,就是革命给了你一个能顶半边天的幻觉,然后我们就觉得男女平等了,实质上真的没有,而且离得还挺远的。
  但是由于比较强大的男性话语权,他又把女权主义给污名化了,一听说女权主义都谈虎色变。其实在传统的教育和传统的传承力量里,当一个贤妻良母,或者说当一个男性比较欢迎的角色的意识,根深蒂固。
  现在包括一些女性知识分子,或者是很有名的女作家、女艺术家,都很怕把自己定位成女权主义者。因为定位了以后,意味着我就在跟男人作对,这是她们最不愿意的。因为可能某些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名气、名望、定位,其实也是男人给的,所以她就不愿意跟比较强大的男性话语抗衡,这是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
  但是,如果女性知识分子自己都持这个态度,那么中国的女性解放的路真的是很漫长,而不是像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很平等了。
  曾有一个女孩跟我讲,她认为男女平等了。我说你不能以个人的经验来说整个女性的状况,你是白领,你在你的公司里面看起来很平等,但是还有那么多底层的女性,她们受到的歧视是我们看不见的。拿招工来讲,90年代绝对不会要求女性的身高、外貌,但是现在成为一个取决的条件了。这一点你觉得它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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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永明
  1955年生于四川成都,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4年完成组诗《女人》,被誉为“女性诗歌”在中国的发轫与代表作品;1998年在成都开“白夜”酒吧,同时潜心写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使“白夜”成为颇具盛名的艺术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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